有三种颜色上不了热搜?幼儿园教育不能再让中国父母寒心了

对于表达能力较弱的低龄儿童，树立自我保护意识并非没有办法。隋双戈说，家长可以用画画或游戏的形式，向孩子讲解自我保护知识。比如，画个小娃娃，标明各身体部位，告诉他们哪些隐私部位不可以让陌生人摸。

当发现孩子遭遇伤害时，家长的态度至关重要。在日常的援助中，隋双戈遇到过不少家长，即使收到了孩子的求助，依然选择了忽略或拒绝相信。“责备”和“回避”也是常见反应是：“你怎么不早说”“这怎么可能?别胡说”“你千万不要和别人说”。

隋双戈说，这样的态度很容易给孩子带来二次创伤和冲动行为，“孩子会觉得：这是什么事?”正确的做法是：家长先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倾听孩子愿意表达的一切，通过以上信息判断发生了什么，而不是责骂、埋怨。

“孩子的身心安全第一，贯穿始终。”隋双戈强调，家长首先要确定孩子是否有受伤，注意避孕、传染病的预防。无论当即决定报案与否，证据的固定和保留都是必要的。此外，要稳定孩子的心理状态，预防自杀风险，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。

2. 低幼儿童安全被忽视

随着社会老龄化和城市化加速，以及二胎的放开，中国“幼有所育”社会机制的缺失已经越来越凸显。大城市的白领生活在一个工作强度较大、时间较长的机制中，晚生晚育的趋势也让祖辈一代已经难以承担传统的“育幼”工作。

“儿童受到性侵犯的普遍性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，但大部分时候是被掩盖和隐瞒的。”这是上海和睦家医院心理治疗师黄晓楠的感受。

精神心理科医生反映，他们的患者鲜有儿童，都是清一色的成年人，年纪最小的刚进大学，二三十岁的居多，也有超过四五十的。他们中的大部分发现，进入恋爱阶段后，自己无法和对方发展正常的亲密关系，婚后无法和配偶正常性生活。

临床治疗中，让黄晓楠最为心痛的是，童年受到性侵犯的儿童，未来人际关系中受到“二度创伤”、成为其他人虐待对象的比例极高。她接诊过的一个小伙子，年幼时曾被继父性侵，上大学后很容易就被别人侵犯了身体，甚至发生了“约会强奸”。

“受到创伤后，自我认知、身体的界限感会紊乱。”黄晓楠解释，这些人产生不了“这是越界”的概念，很难识别哪种人容易对他造成威胁。

2010年，世界卫生组织曾做过调查，全世界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中，有被性侵经历的女童大约占到20%，男童占到5%-10%。

不过，与传统认知中“壮汉在夜黑风高里扑倒受害者”不同，儿童性侵的施害者多为熟人，甚至是家庭内部成员。“从我接诊的案例来看，老师所占比例并不是最高的。”黄晓楠说。

3国外经验：“强制上报”和“终身禁入”机制

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鹏看来，在北京、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里，孩子在学前教育阶段都要面临“被虐”的风险，其它城市和农村孩子们学前教育的质量则更难以让人放心。“这绝非个案的残酷现实，反应出国内幼儿学前教育已经面临一定程度的制度性风险。”

国外的一些实践，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参考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美国联邦政府率先出台了“儿童虐待防止和治疗法”的条款，各州随之制定了相关法律，要求保育员、心理咨询师、医生和社会工作者等与儿童相关的职业人员，若是怀疑存在“可能的儿童虐待和忽视”，必须强制上报(mandatory report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)，若是知情不报会被指控犯罪。

黄晓楠介绍，在美国，申请幼儿学前教育的人员，其背景将会受到彻底调查，有性犯罪史的人员将会被登记在案，终身不得进入教育系统。

刘鹏觉得，国内对于学前教育机构的强化监管，不能仅仅重复“重审批，轻监管”的老路。在一些涉及到孩子安全、健康的关键维度上，不仅要有适度的准入门槛，更需要通过高效、精准的“事中事后”监管创新，提升监管效果。比如，通过互联网平台建立实时视频监控系统，执法人员在移动平台上实现对教育机构的实时监管;建立学前教育机构的“红名单”、“黑名单”制度。

“大数据时代，中国是否也有可能建立幼儿园教师的信用体系?”隋双戈也建议，出现虐童行为的学前教育机构不但要追究机构及个人的法律责任，还要实行终身行业禁入制度。